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“好的，我明白了，你帮我跟家里人说下，不用担心这个，我不会像以前那样老是纠结这纠结那的。其实我明白家人对我的担心，这件事情，我从来没有对任何人说过，只是有时候太过纠结一些事的时候，比如我有时会纠结如果帮客户办好了他们的需求，向他们收费的时候刚开始说2万客户答应了，我就会想着为什么不说3万呢？3万客户也没办法的，也会给的，这样不就多收了一万？这样收到2万的喜悦就被这样的想法盖住了。
有时同样的事情，有的客户只给一万，我就想着别的客户都是2万的，凭啥你给一万，但客户最大的能力就是1万了，那做不做，我还是做了，总觉得1万也是钱啊，但总有觉得不划算。
你能明白吗，我总是陷入在这样的纠结情绪中，根本没有拿到了钱的快感，有时实在想不通很烦躁就会简单跟家人说说，也就是说拿了客户好处之类的，家人就说不要拿这种钱，拿拿工资就够了，我还跟家人吵。
现在想来，我是太偏激了，听不进任何反对的意见，最终到了这步田地。你帮我跟家里人说，我不会在这样的，让他们放心吧。”宁致远懊悔的说道。
“好的，我一定会的。你是陷进去了，金钱为王，不管不顾、得寸进尺了，不懂的适可而止是很可怕的。我给你讲个故事吧，你在里面没事也可以多看看历史书，肯定会有所收获。
春秋末期，周天子的权力已不再为大家所重视，一些当初受封的诸侯，都纷纷闹独立，扩展自己的领土。那时，晋国是一个大诸侯国，国中有六个上卿：赵、魏、韩、范、智、中行。在六个上卿中，智伯是个野心勃勃的人，他总是处心积虑地想扩展自己的势力范围。
有一次，智伯联合韩、赵、魏去攻打中行氏，在把中行氏消灭后，他便把中行氏的土地侵占了。过了几年，智伯又派人去向韩康子要求割地，韩康子惧怕智伯，便忍气吞声地割了一块有一万户人家的地方给他。智伯得到这块土地以后，很是喜欢。
接着，他又派人去向魏桓子要求割地，魏桓子本不想给他，但怕他起兵攻打，也不得已割让了一块土地给他。过时候，智伯得意极了。他以为全天下的人都怕他，于是他又派人去要赵襄子割让蔡和皋狼这两个地方。可是，赵襄子却不答应，说：“土地是先人的产业，我不能随便送人。”
智伯得知赵襄子不肯割让土地，十分生气，便约韩康子和魏桓子一同去讨伐赵襄子。赵襄子知道自己寡不敌众，便采纳了谋士张孟谈的计策，迁到晋阳城中坚守。结果智伯围攻晋阳三年，却一直没能攻下来。但这时候，晋阳城里粮食快要完了，智伯又用水淹城，形势十分危急。赵襄子便派张孟谈去游说韩康子和魏桓子，说动他们反过来反攻智伯。
韩康子和魏桓子本来就对智伯不满，知道智伯贪得无厌，灭了赵襄子对他们没什么好处，便答应和赵襄子一起联合起来，灭掉智伯，然后平分智伯的土地。于是，三家约定由赵襄子乘夜出兵袭击，韩康子和魏桓子做内应。结果，三家联合，终于击败了智伯，并将他杀死。”律师讲完后，看向宁致远。
“我能明白您想要表达的意思。贪得无厌的人，不知道管理和克制自己的**，而当强烈的贪欲发展为不可克制的病态时，就可能会不择手段地损害他人利益来达到自己的目的，最终众叛亲离，失去了生活的乐趣。
所以，一个人务必要忍住自己的贪心，在社会中，学会控制自己的**，克制非分之想，做到进退自如，是每个人都应掌握的本领，尤其生活处处是**，管住**，才是一个人最深的自律，否则，赔进去的就是自己的后半生。”宁致远沉重的说道。
“是的，我没有看错你，你确实很聪明，一点就通。来之前我也想好了大概的辩护方向，基于目前我跟你聊的，我们就只能是两手准备了，一来，找剩余的客户，看看他们愿不愿意出来作出和其它客户不同的说法，如果有，那判缓刑的希望就很大了，但这个只能是死马当活马医了，你也别报太大的期望；
二来就是，往最差的方向走，因为我们无法提供任何证据来证明自己的说法，那就只能在对方提供的证据的有效性上找角度，去指控认定的事实不清，证据不足。
比如说主要的直接证据真实性存疑（虽然所有的客户都这么说，但毕竟也只是口说无凭而已，客户给的资金是实实在在的，但用途却可以信口雌黄，不能排除所有客户都是为了自己的利益得出了这个相同的说法，毕竟客户的身份和利益是一致的），以及间接证据的证明力较弱，未能达到补强的证明标准（为什么其它的客户就不用再闻讯了），利用证言与资金往来之间存在着天然的不对等性的矛盾，来极力表达各证据之间未能形成完整证明体系的说法，以期在法官面前争取得到证据不能百分百定罪的最大程度的认同，这样也有把所认定的金额往下降的可能。
当然，这个难度也很大，毕竟办案的核心是证据，有时候有瑕疵的证据也好过没有证据，你懂的。目前的策略只能是这样了，走一步看一步吧。”律师说道。
