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1983年的5月，对京城人而言其实是一个相当纷乱、相当热闹的月份。
因为有许多前所未见的新鲜事儿，都是在这个月里冒出来的。
是既让人兴奋，感到刺激，又有点难以适从，手足无措。
至于个中滋味，到底是甜是苦，是酸是辣，还真没人说得清。
但有一点是肯定的，那就是这些事，无不在证明老百姓的日子与过去相比，变化越来越巨大。
比方说，婚姻法修正后的效果开始凸显。
有三十六名妇女组成了一个“秦香莲上访团”，本月联合到全国妇联上访，状告她们的丈夫是“陈世美”。
这些女性都是知识分子，她们在过去的岁月里自觉地支持了丈夫的事业。
可这些丈夫翻身后竟纷纷借助新《婚姻法》中的“感情破裂”一条，提出离婚，不要糟糠之妻了。
在这一轰动事件中，不但官司打到了中央，京城人也是第一次听到一个新词儿——“第三者插足”，并且为之热议了许久。
而结局也是颇为耐人寻味的。
尽管在最高权威的过问下，三十六个“陈世美”没有一个在当时离成婚的，都表示会慎重的重新考虑。
但在十年之内，他们还是全部离婚了。
不能不说，是这个时代的特殊性跟这些家庭开了一场天大的玩笑……
无独有偶，相似的事儿还有。
继国家对劳动体制做出改革推出合同制之后，经营体制方面也出现了一个最新变化。
为改善较小商业单位亏损严重的经营状况，国家也要把承包制这个在我国农村发挥巨大作用的经营手段，引入城市商业体系中。
从本月起，京城的每个区的服务局都派发了一定的试点指标，开始要求一般性商店尝试实行承包制。
这也就是说，政府开始允许一些规模有限、职工不多的便民商店和小饭馆的负责人。
在可以在保留公职的前提下，下海为自己赚钱了。
从此交足国家的，剩下都是自己的。
但哪怕这种现在都让宁卫民眼馋的大好事儿，此时竟被大多数商店和饭馆的负责人争先抗拒。
就没有几个人愿意站出来自负盈亏的。
捧惯了铁饭碗的人坐享其成惯了，已经没有独立自主的勇气了，就想趴在公家的背上活着。
于是服务局和不少基层负责人之间，就因为这件事闹得鸡飞狗跳，关系紧张。
由此产生的矛盾和冲突比各个单位硬性摊派国库券还严重。
过去再老实能干的基层干部一旦被点名要求带头，就都成了敢掀桌子的怒目金刚。
而过去下基层一直被奉若上宾的服务局干部们，无不遭受冷遇白眼，被视为要砸人饭碗的酷吏。
瞧瞧，国家求着个人去发财，给出了相当的优惠和扶植条件，都没人爱去。
奇怪不奇怪？
于是没办法，碍于推行艰难，底下的这些人大有牵着不走打着倒退的趋势。
服务局只好进一步放开承包条件，也允许基层职工毛遂自荐来承包小店。
原有负责人，如实在不愿尝试的，可另行安置岗位。
这下可倒好，基层职工倒有不少人愿意试试。
有些人天生就是不安分的投机分子，笃定国家不可能真让店黄了。
一琢磨虽说自负盈亏，可自己花的是国家的钱，头上还有公职呢，没什么实质风险。
能混个经理当干嘛不干？
那就阎王爷玩小鬼儿，舒服一会儿是一会儿吧。
还有一些是只想好好做事的正牌人，不会也不屑拍马屁。
这类人有点能力，早对店里人浮于事意见大了，早就盼着自力更生，翻身农奴把歌唱。
甚至还有一些是受基层员工推举的老实人。
大家只不过是对原有经理怨气太大，盼着能随便有个人把原领导换掉罢了。
谁当头儿都比过去强。
不用说，这样一来，就成了破局的关键。
各个小店的原有负责人看到自己面临着要被取代的局面，难免阵脚大乱啊。
于是勉为其难的有之，灰心丧气决定让贤的有之，改旗易帜顺应大势的有之，跟服务局摆功劳讲条件的有之，甚至用匿名信报复领导的有之。
最终，承包制就在这样的乱糟糟的环境里，在各色人等不同的反应里，艰难的启动推行了。
毫无疑问，这是特殊时代才能提供的历史机遇。
很多的人都是误打误撞，机缘巧合，甚至是稀里糊涂，勉为其难才搭上这辆造富专列的。
也有很多人是出于同样原因，错失这样的发达机会。
正因为这样，从此之后的商业口儿，也就再没什么安宁之时了。
因为一旦所有人明白过来，上面递过来的这根看似要打人的棍子，原来竟是跟甜透了的甘蔗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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