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“高大人，欢迎您能大驾光临，本人颜钧，字子和，现腆为社学客座先生。”颜钧先生恭恭敬敬地作揖行礼。这里倒不是要巴结高翰文这个知府，单纯是出于对一个新兴学派引路人的尊敬。
“颜老师好，我两个学生经常社学听讲，特别是最近，说来了个新老师特别厉害呢。刚刚我也听了你的学问，不仅接地气，更是直抵心灵，深受震撼，受益匪浅”高翰文虽然不熟悉眼前人是谁，但并不妨碍出言恭维。虽然自己两弟子可没好意思在自己老师面前提其他老师，但都给其不要脸地编上了。
旁边的两学生，只觉得略微有些尴尬，相比于纯粹的颜老师，自家恩师也太市侩了些。而四周围过来的学生只觉又名人驾到，过来凑热闹呢。
“哈哈，高大人客气了，高大人的逻辑论可是振聋发聩啊。我等心学门徒往往只会嚷嚷着知行合一，但如何保证知行合一，我看这个逻辑论是大有裨益。不懂逻辑，是难免心不由己、己不由心的”颜钧也不是迂腐之人，对方作为学术大牛，称赞自己。别看是后辈却同样值得自己称赞。
“颜老师谬赞了，谬赞了。我刚刚听到你讲知行合一，日学日用，简直是至理名言。我虽然引入了逻辑论，但日常却也是难以保持。说也好笑，自己提倡的学说也难以坚持，可见是缺少日学日用，只有日学日用才能避免手脑分离的情况。就是总有一种心里想明白了，实际去做却不是那么回事”听到颜钧称赞自己学术，自己也得从他的学术中挑出闪光点来。
好在刚刚旁听自己还算用心，加上这颜老师真的是重点突出，虽然提前不知道，却也能信手拈来。
这句话让五十五岁的颜钧更是好感倍增。这人懂我。
颜钧有了这人认识，两个人的学术讨论才真的打开话匣子。
讨论分两个话题。
一个是学术理论上的：如何贯彻儒家的仁义。
孔曰成仁，孟曰取义。
如果抽象得来理解，其实很好理解。就是仁者爱人是处理人与社会的关系。义者正我，是处理自己与内心的关系。
义即是仁的方法，即只有在内心不断纠正自己，才能实现外在的仁。
但义与仁，两者并不是一一对应，做到前者也不一定能实现后者。因此，要落实仁义，还需要更为仔细的方法论指导。
颜钧介绍了泰州学派的基本观点，即仁与义并不是线性对应的。仁者爱人不是空泛地爱人，而是爱人的义。因而，只有尊重每个人的义才是真正的仁者。而每个人的义发端于每个人的欲望，因而只要是符合义的欲望都是只得尊重的。存天理与人欲并不冲突。
不仅如此，泰州学派还认为这种不冲突是可以落实在实际生活中的，也因此颜钧这些年来提倡日学日用。只有如此，才能保证不把仁与义割裂开来。
对于这些古代的理论，说实话，高翰文以前了解十分有限，扯得细了，就十分抓脑袋。好在自己在后世是搞审计的，审计也是社会科学，于是乎看点费孝通的《乡土中国》很合情合理吧。
于是乎，高翰文又掉书袋似的提出了“差序格局”的概念，即在秦汉以后的社会，义是没差别的，但仁却是有差别的。
在践行孔子仁的过程中，人们以自己为圆心，以血亲姻亲的远近构建无数个同心圆。最里面是核心家庭的夫妻父子母子，再往外则是爷孙兄弟之类的大家庭，再往外则是宗族亲友，再往外即邻里村落，直到国家。
当人们面对一项事情时，首先要分清的是自己所在的同心圆圈层，如果这个事请涉及同心圆的两侧，其面对内侧时讲公义，要照顾好核心家庭、大家庭乃至国家的利益。当面对外侧时，则理所当然地可以不仁，否则就要陷入“子贡赎人”的伦理困境。
因为孔子就讲明了，这种不要回报爱外人，很可能会事与愿违导致整个社会价值体系的总崩溃。这也是后世儒家逐渐形成仁者爱人，但要先爱自己再爱别人的伦理逻辑。
但这里很显然，孔子的“子贡赎人”被逻辑误用了。这才是儒家后世发展始终不得其法的根源。
“子贡赎人”而受钱，讲的是公共地悲剧的问题，即人不能因做与自己无关的好事而受损，否则将无人做好事。
高翰文同时将泰西公共地悲剧的故事也讲了出来，就是草原养羊，家家都想养羊而获利，但养多则损地力，导致无地可养羊。
这种事情，真正的儒家学徒不应该坚持两千年“子贡赎人”不变，而应该压缩公共地的面积或者说尽力减少需要赎人这件事。
至于压缩公共地面积，无非就是明确权利与义务，将个人与公共地的好坏直接关联起来。最简单的做法就是明确公共地归谁所有。另一个就是设计一套机制替代简单的所有权划分。
“子贡赎人”不应该成为儒家门生不爱外人的借口。要爱，正常的应该是直接爱圈内一侧的自己人，同时想办法用公权力设计去间接地爱圈外的外人才行。
高翰文这个圈内圈外的“差序格局”、直接爱圈内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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